[38]四、我国大学安全治理模式的前景选择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笔者以为，我国未来大学安全治理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确立以校园警察为主、以安保外包为辅的大学安全保障体制，即大学安全治理的核心事务国有化、警察化，大学安全管理的辅助事务社会化、契约化，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配合。

安保公司会根据受雇学校的服务需求和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安保方案，承担包括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内的各项安保任务。台湾地区驻卫警察一般隶属于大学行政，为总务处下设单位。

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讲上述条款修改为：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14]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页。参见《四川人大代表呼吁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载《四川青年报》2001年4月17日。然而，就大学安全治理角度而言，建立校园警察制度，既能避开大规模法制改造问题，也能够在现有体制下实现校园执法权的合理配置与合法运行，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没有保卫处、科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其四，学校内保机构和派出所在工作上以内防外打的形式相互配合，即大学保卫组织没有警察权，一旦发生违法犯罪案件必须向校外的地方公安派出所求助。一、新中国大学安全治理制度的历史沿革以大学警察权力消长为标准，我们可以将建国后我国以保卫组织为基础的大学治理体制的发展粗略地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不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即有限警察权时期和警察权逐步剥离时期。略加琢磨，人们会发现，在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法律人思维的说法隐含了或假定了，不管真假： （1）法律人与普通人的思维不同，也应当不同。

尽管并非清醒的歧视，也有某些法律上的理由（如邻里纠纷升级成为暴力，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这个有一定道理的政治考量之所以会把宽和少和审都落实在李昌奎身上，却又通过司法把相应的代价都强加在这个失去两个孩子的王廷礼身上，在很大程度就因为他是农民，无钱无权无势。就此而言，网民的观点与广大法盲的观点其实会分歧颇大。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3]非常吊诡的是，恰恰是主张同国际接轨的法律人将之本土化了，成了当代中国法学的一道耀（刺？）眼的风景线。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6期，第186-187页。（4）这必然令广大民众对司法和警方更缺乏公信力。

前面已经分析了，这种直面问题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对后果的高度和系统关注，其实是所有人天然分享的，几乎是自觉地，本能的，尽管人们往往更关注更强调对自己有利的后果。第一，这表明法律人的思维一定是目的和结果导向的，而必定不是合法性优先，理由优先，程序正义优先，形式理性优先——除非在某法律事件中这个合法性、理由、程序正义、形式理性为其目的或追求所包容或与之重合或一致。[25] 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而由于根本无法实验重复验证，天文学上宇宙大爆炸理论或生物学上进化论都很难用传统的真来评价。

而另一方面反恐也令刑法面临着新的边疆，因为这是一个介乎战争与犯罪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典型的刑法领域，很难以传统的刑法来有效应对。如果要促使房价下降，让人们能买得起房，就不能仅仅规定对出售自有住房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收益的20%征税，必须了解，在特定条件下，出于良好立法意图的税收也完全可能提高了购房的价格，导致事与愿违的立法效果。有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罪驾入刑，在司法上，最高法院相关领导在法院系统的一次会议上，认为不能，也不应简单地，一概醉驾入刑。而只有如此的模棱两可才能精确表达当时各方的断然立场，避开各自的政治难堪和双方可能陷入的政治僵局，同时也为后来甚至未来两国关系的进退（。

学者当然可以对法律人的思维高标准严要求，但问题是，法律人是否如此思维（其实是决断和行为），并不取决于学者提出的标准和要求多高多严，而取决于制度约束。但上面的分析令我更有理由相信，说到底，是社会（他人以及其本人）对他/她的制度角色界定使其所以然。

只要社会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引证这些法律名人也并非要重新界定法学院的培养目标。

也有人想建立法律人的共同体，[19]但其实从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讨论开始，就表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法律人的游戏规则永远是对的，除非有关学术发表，而网络是什么地方？ 从这个角度一旦理解了法盲过激言论的实际功用，然后再来看看法盲近年来在一些引发社会重大争议的常规刑、民事案件中（刘涌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四川泸州二奶继承案、许霆案、孙伟铭案、以及李昌奎案）中表达的判断，我认为，既无大错，也不显失公道。[74]我还曾在另一个研究中分析了海瑞有关疑案审理的判决规则，展现了其中隐含的超越时空的司法智慧，体现了他对长远社会后果的考量。这些判例一步步地认定，政治性支付也是一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形式，并且商业企业也是享有宪法权利的人。他暂时置身事外了，是作为一个旁观的法盲，开始设身处地地考虑自家仇人的父母亲，他们的未来生活状态——一种甚至现代中国司法制度也不予正式考量的罪犯家人的潜在利益，在这一刻他把有学者肯定也有学者否认的司法的社会后果彻底具体化、实在化了，其中隐含的是对各种相互冲突但相关的利害的权衡。之后大法官哥德伯格在1963年某案判决中重复了这一表述，Kennedy v. Mendoza-Martinez, 372 U.S. 144 (1963)。

[67]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当面对普通民众而不是专家之际，早就有很多研究指出，情绪饱满的表达往往比精细的论证更有感染力，即便不是说服力。加上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加上他们背后的国家强制力，法律就可以得到服从了。

[107]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同前注23, pp.345-346. [108] 《法理学问题》，同前注36，第564页。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二、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换言之，在法律上，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其实与其是否言论或表达基本无关，而与其社会后果直接相关。

但有关群体的概括总是令人生疑，在当下中国，尤其面对当下的中国法律界和法学界。又请看，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同前注90。简单说来就是，不要过多关心语词的逻辑结论或推理（即当代中国法律人所谓的法律后果），而是要关心语词在社会实践中的实在后果（当下中国人如今称其为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49] 德国的法官就说：教授（参与审理和）判案时，院长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意味着，不管人们如何强烈希望和要求，如何苦口婆心，不论有何制度规定，只要条件许可甚或一时失去制约，这种法律人思维就会没有丝毫原则——这令人想起传说中法律人对提问一加一等于几的那个著名回答，也是反问：你想要它等于几？[50]以及李庄先生的坦诚：律师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一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北京法官终于意识到。

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39] 思维缜密，除了前面的分析外，这里还多说几句，缜密永远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

[30] 法律人共同体的最大特点是每个人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我们称之为法律人思维。[103] 而这些超出常规的案件有可能会形塑法律的领地和边界，对于未来的法律实践可能有根本性的意义。

多年前就有研究发现监狱犯人对法律的平均熟悉程度总是高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101]虚拟货币不仅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也引发了国家正式制度的法律应对。5.陕西高院和最高法院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承担起自己的司法职责。此外药家鑫同门师妹微博发帖称，如果她是药家鑫，也会捅死受伤者，这种极端的论调也刺激了愤怒的民意。

不单是思考主体从个体变成了复数，从法学院新生变成了法律人职业群体。谢晖：《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如果最高法院不希望刻板地醉驾一律入刑，就不能仅仅拿出刑法第13条主张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不构成犯罪，而必须考虑到若因情节显著轻微而可以豁免某些醉驾，在法律实践中是哪些人更可能获得豁免，对执法和司法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可能有何影响，而所有这些思考就一定要超出传统的法学，法条、法律教义和法律原则，超出程序正义，形式理性等，就一定要涉及诸多社会科学，涉及到实质正义，实质理性。如果你把它拎出来分析，说它没讲理，不讲理，有暴民狂欢的嫌疑，那是法律人总爱用自己的游戏规则理解和要求别人。

逻辑缜密，谨慎对待情感、情理。请看，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